从紫罗兰到三色堇：酷儿花卉史

近100年前出现的美国“三色堇热潮”，巩固了用三色堇指代男同性恋的俚语使用。早些时候，王尔德在翻领上佩戴了一朵绿色康乃馨，将其变成了横跨大西洋的象征。紫罗兰与萨福本人联系在一起，菖蒲则与惠特曼联系在一起。前石墙时代一家位于克里斯托弗街和盖街拐角处的同性恋酒吧，被称为“花盆”。当然还有乔治亚·欧姬芙笔下的花朵。

这些花卉象征背后的故事是什么？同性恋被认为是脆弱的吗？五颜六色的？漂亮的？轻浮的？文学评论家克里斯托弗·鲁比（Christopher Looby）曾在《批评》（Critical）杂志上提及，普鲁斯特在1921年出版的《追忆似水年华》中观察到，男女之间的求爱仪式类似于花卉受精的过程。因有大量同性恋男子在纽约中央公园北部的漫步林地寻欢（cruising，指男同性恋在一些圈内人熟知的场地通过眼神、配饰等信号寻找性伴侣——常是匿名、随机且不留下联络方式的——的举动），这里也被戏称为“水果（fruit，对男同性恋的蔑称）平原”。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晚间植物学家”是早期指代同性恋的术语之一。

以下是四种与酷儿有关的花卉的历史探索。

萨福紫罗兰

同性恋对花卉的迷恋可以追溯到萨福，传说她是世界上第一位女同性恋。萨福（公元630-570）是一位希腊诗人，她住在莱斯博斯岛（Lesbos），离土耳其边境很近，莱斯博斯岛的居民被称为“Lesbian”，而今这个称谓被用来称呼“女同性恋”，全部要拜萨福所赐。2008年，莱斯博斯岛民为争取该词的权利提起诉讼，但败诉了。

萨福的诗中有许多对花朵和自然的引用，描绘了一幅田园诗般的牧场，女孩和妇女在花环中嬉戏。不幸地是，她的作品只保留下片断：

在这些片断中，她具体地提到了玫瑰、紫罗兰、番红花、蜂蜜四叶草、莲花和风信子，她也使用过“草甸花/迎春花”、“金花”、“盛开的花环”和“紫花”。她多次提到紫色或紫罗兰，这可能是这种颜色第一次与同性恋群体联系在一起。

紫罗兰（violet）以及薰衣草至今仍保留在酷儿符号的万神殿中。例如田纳西·威廉姆斯《夏日惊魂》中的维奥莱特·维纳布尔夫人（Mrs. Violet Venable），或女同性恋经典电影《惊世狂花》中的维奥莱特。紫罗兰色也是1978年最早的彩虹旗的颜色之一。

1980年和1981年，一个由7名男同性恋作家组成的团体定期在纽约会面，他们将自己命名为“紫羽毛笔”（The Violet Quill）。大卫·伯格曼在《种族与紫羽毛笔》（Race And The Violet Quill）一文中探讨了这些人的互动和写作中的种族问题。

有趣的是，文学学者雪莉·英尼斯（Sherrie Inness）在《全国妇女研究协会杂志》撰文提到，在1926年的话剧《俘虏》（The Capture）中，一个女性角色给另一个女性角色送了一束紫罗兰，也许指代的是萨福。这部剧中的女同性恋主题引起了轩然大波，并引发了抵制和审查的呼声。纽约地区检察官办公室最终对这些呼吁做出了让步，并于1927年叫停了这部作品。剧中紫罗兰与女同性恋的联系导致美国花店的紫罗兰销量直线下降。然而，在巴黎的时装秀上，一些女性在翻领上佩戴紫罗兰，以示支持。

三色堇狂热

三色堇 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

克里斯托弗·鲁比在《男人的花朵》（Flowers of Manhood）中写道，雏菊、毛毛花、特别是三色堇，以及泛指的“园艺小伙子”，都是二十世纪早期“浮华的男同性恋”的称谓。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纽约和美国其他许多大城市的三色堇都处于盛开时期，历史学家乔治·昌西（George Chauncey）称之为“三色堇狂热”。特别是在纽约，由“女性模仿者”参与的变装舞会奢华而庞大，但警方最终将它们全部叫停。同样，好莱坞电影对同性恋“三色堇狂热”的呈现最终也被审查者叫停，但这些电影将酷儿介绍给了人们。

20世纪20年代格林威治村韦伯斯特音乐厅的变装舞会 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

电影学者马克·林恩·安德森（Mark Lynn Anderson）在2011年出版的《偶像的暮光：好莱坞与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人文科学》一书中写道，“乔治·昌西指出，虽然‘三色堇狂热’经常利用或复制对男同性恋者最贬低的刻板印象，但它有时确实为一些同性恋表演者提供了谈论、抵制甚至反驳关于酷儿的异性恋假设。”

绿色康乃馨

1892年，奥斯卡·王尔德指示几个朋友在他的喜剧《温夫人的扇子》首映当晚，在翻领上别一朵绿色康乃馨，使之成为酷儿的象征。从那时起，翻领上戴着绿色康乃馨是一种秘密的、微妙的暗示，表明你是一位男同性恋。

1892年，王尔德的情人道格拉斯勋爵写了一首诗，《两种爱》（Two Loves），描绘了一个鲜花盛开的乌托邦的形象，让人想起萨福的诗：

这首诗继续写到，一个年轻男子，他的“随风飘动的头发上缠绕着鲜花”，脖子上戴着“三条玫瑰链”。他走向诗人，亲吻他，“他的脸颊苍白/像苍白的百合，嘴唇红红的/像罂粟花”。男子自称他的名字是“爱”，最后他说，“我是不敢说自己出名字的爱。”这句“不敢说出自己名字的爱”，后来在1895年王尔德的严重猥亵审判中，作为对同性恋的指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

一缕薰衣草

这种薄荷科的开花植物与酷儿的联系非常紧密。虽然我们不知道“薰衣草”在酷儿语境中是指颜色还是植物，但这个词似乎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使用的。现在，在薰衣草毕业典礼和LGBT律师协会年度薰衣草法律会议等活动中，它与“彩虹”可互换使用，表示“LGBTQ+”的意思。

“薰衣草”最引人注目的用法之一来自历史学家卡尔·桑德伯格（Carl Sandburg），他在1926年提及林肯时写道，“一缕薰衣草穿过他的全身，他有像五月紫罗兰一样柔软的斑点。”许多人将此解读为林肯有酷儿的一面，我在《酷儿，随处可见：改变世界的23个人》中探讨了这一说法，讲述了林肯与约书亚·弗莱·斯皮德（Joshua Fry Speed）的亲密关系。历史学家不同意这一观点，但在这里将“薰衣草”解释为男性之间的爱情是合理的，因为20世纪20年代还有其他例子将“薰衣草”作为俚语来表达这一意思。真正的争论在于这种“倾向”有多广。

酷儿世界里发生过两起与薰衣草有关的运动：薰衣草恐慌和薰衣草威胁。薰衣草恐慌是20世纪50年代对同性恋联邦雇员的政治迫害。历史学家涩沢尚子在《薰衣草恐慌与帝国：重新思考冷战反同性恋政治》一书中对此进行了详细描述。

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在1969年称“全美妇女组织”（NOW）与女同性恋者的任何潜在联系都是“薰衣草威胁”，不想玷污她的组织的声誉，她领导“NOW”与女同性恋者保持距离。丽塔·梅·布朗（Rita Mae Brown）和其他女同性恋女权活动家则在1970年5月1日采取行动，她们穿着印有“薰衣草威胁”的T恤参加了一场知名女性的活动。她们赢得了人群的支持。在1971年“NOW”的下一次全国会议上，该组织改变了方向，通过了一项决议，即女同性恋者的权利是“女权主义的合理关切”。

不管被用哪种花卉的名称来称呼，同性恋者都是坚韧不拔的。就像薰衣草威胁中的女人一样，我们将接受所有称呼，自豪地宣称我们是“三色堇”。虽然所有这些花卉象征可能来源于把娘娘腔的男人比作娇嫩的花开始的，但它已经不止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