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不能当教师，歧视何以深入到骨髓？

因为是同性恋而被开除教职，这事，还真发生了。现年31岁的山东教师明珏（化名）便是一例。

2017年9月，明珏，被一名投资人找上，合伙在青岛市筹备幼儿园。这名投资人出资，另外一名教师负责招生，至于明珏则负责教学领导。自从三月开始招生，最好的时候，共招到七、八名孩子。除了教师身份，明珏还是一名同性恋。

明珏还对自己的朋友圈设定了隐私，不让现在的学生家长可见，但先前任职的幼儿园学生家长看到了之后，找到了现在的幼儿园跟投资人举报。最终，明珏被开除，最终走上了仲裁之路。

故事虽然简单，但背后的故事，却并不简单。

同性恋于1869年创造的。这个词描述的是，对异性人士不能做出性反应，却被自己同性别的人所吸引。

应该说，在古时的中国，对待同性恋是宽容的。最起码，从未出现过对同性恋处以极刑的观念和立法。在佛、道儒观念里，也没有对同性性行为和情感关系予以否认。甚至，在明清时期，中国男风盛行之时，几位皇帝都有同性恋传闻。

不过，在注重家族观念的传统社会，对同性恋的宽容是有前提的，那就是：不能打破传统婚姻规则。

20世纪50年代，婚姻法确立了一夫一妻制度，打破了之前流行数千年的多偶制。专偶制度以后，一旦男性选择同性恋，则意味着不能产生后代，这势必是一种“羞耻”。

独生子女政策也导致了对同性恋的压力增大。如果父母不止一个孩子，对于抚养后代的期望，就不会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同性恋者受传统婚姻的压力就会降低。

再后来，艾滋病与同性恋直接就划上了等号。早在1980年，《人民日报》中就首先出现了“同性恋”的字眼。在1980-2011年的《人民日报》中，提及同性恋的188篇文章，有超过80篇文章是以“艾滋病”为主题的。在80年代，艾滋病刚刚进入大众视野，《人民日报》中就有文章称艾滋病“是同性恋特有的疾病”，“艾滋病患者仅限于一些脱离社会正常生活的群体，诸如同性恋，以注射方式吸毒的瘾君子等”。

1997年，《刑法》删除了流氓罪，同性恋在中国不再是一种罪行；2001年，《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中删除了“自我和谐型”的同性恋，同性恋在中国不再是一种病症。在同性恋去罪化和去病化以后，同性恋在中国依然举步维艰。在同性婚姻合法化在全世界遍地开花的时候，同性恋的话题在中国依然是个禁忌。

与此同时，社会对同性恋的看法，却不尽相同。根据李银河的调查结果，中国公众对同性恋的接纳程度还不高，显示出一种中华文化特有的“中庸”态度。坚决接纳同性恋和坚决反对同性恋的，都是公众的少数。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境况？小编分析，这其实是人们之间的一种“趋利避害”的选择。

比如，若邻居家的孩子是个同性恋，则会抱着宽容的态度，甚至是看笑话；而若是自家孩子是同性恋，则是极力反对了，想方设法也要让孩子改过来。大型问答社区“知乎”的“同性恋”话题下，有个超过2000个回答的问题：“怎样才能坦然接受儿子是同性恋的事实？”在提问中，这位母亲试图为儿子找心理治疗师，来扭转他的同性恋倾向，并坚定地相信“同性恋是可以治疗的”。

而梳理中国数千年的婚姻与家庭制度，也同样看到“趋利避害”的影子。古时可以三妻四妾，生育多个子女，传宗接代不在话下，所以对同性恋是宽容的；专偶制度后，“传宗接代”的任务得到强化，自然就排斥“同性恋”；而当同性恋与艾滋病相提并论时，同性恋更被妖魔化。凡此种种，对同性恋的态度，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状态。

回到同性恋是否可以当教师上，小编看到最多的评论是“怕误导了孩子”。这其实是个伪命题，因为教师教的是知识，而非“同性恋”“异性恋”。为何还有那么多人反对？因为担心。担心这，担心那，一切的假设都害怕成真。

不歧视同性恋，并且保障其权益，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长相、肤色、身高、体重、性格、民族、国籍都不相同，性倾向只是不同的一个方面。对不同性倾向的尊重与保护，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社会的文明程度。这不仅是在保护个体的权利，还是在保护少数群体的权利。

希望更多人能放下偏见、消除误解、包容他人，愿每一种爱都不被伤害，愿每一个人都能活出内心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