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没打算赢的官司，和几个不想被污名化的同性恋者

“我做这个案子也没有想那么多，每个群体都应该被了解。”

1 月 3 日下午 3 点多，律师唐向前拿着一沓材料走进了石景山路 16 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大门。手续办得很快。交了材料、盖完章、缴过费，对方递来一张收据，是盖着红戳的《人民法院诉讼收费专用票据（一审结算）》。唐向前先给身在上海的当事人小五打了个电话，然后对着这张收据拍了照，发到燕子和微凉所在的微信群里，引来一片欢呼。

这张收据意味着，小五成了全国第二个为同性恋权益起诉广电总局并成功立案的人。第一个是因广电总局通知下架纪录片《彩虹伴我行》而提起诉讼的青年导演范坡坡。

唐向前律师从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拿到的收据

2017 年 6 月 30 日，一家名为”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的机构通过了《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通则》。其中第八条提出，“网络视听节目中含有下列内容或情节的，应予以剪裁、删除后播出；问题严重的，整个节目不得播出”。这包括“渲染污秽色情和低级庸俗趣味……表现和展示非正常的性关系、性行为，如乱伦、同性恋、性变态、性虐待及性暴力”。

次日，李银河在微博上提出质疑，认为这个通则从两个角度看存在严重瑕疵，“第一个角度是公民受宪法保护的创作自由权利，第二个角度是性少数族群公民受宪法保护的性爱自由权利。” 7 月 9 日， 她又在微博发表了名为《我们为什么应该彻底取消审查制度》的文章，随后被（微博）禁言三个月。

据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的官网介绍，该协会成员包括国内众多主流媒体及媒体平台，如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人民网、新华网、腾讯、网易、优酷、爱奇艺等。该协会的业务主管单位为国家广电总局。

“这项通则并不具备法律效力，只对其成员有约束力。但显然，协会成员都是很重要的媒体。”唐律师对《好奇心日报》解释说。

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的官网简介 一

在朋友圈看到通则的具体内容时，燕子和微凉感到十分惊讶，但两人没怎么犹豫。确认消息属实后，他们找律师朋友稍作讨论，6 月 30 日当天，在自己创立的公众号“LGBT 权促会”推送了一篇文章：《网络节目审核通则歧视同性恋，你可以做什么？》。

除了介绍事件背景，这篇文章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主管单位在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过程中获取和形成的资料文件，属政府应该依法公开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后文附上了 10 条广电总局依法应公开的信息——包括发布通则的协会“是否具有法人资格”、通则的法律性质及制定程序、通则将同性恋界定为”表现和展示非正常性关系、性行为”的法律依据等——以及信息公开的申请方式、办理程序和申请表模板。

文章发布后，共有四五十位读者向广电总局和协会申请了政府信息公开。7 月 19 日，这些申请者陆续收到了广电总局的回复。简单来说，广电总局拒绝公开《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 2016 年年度工作报告》，因为该信息“涉及第三方秘密，第三方不同意公开”。此外，《通则》制定程序主体为协会，因此“不属于我局答复范围”。

广电总局回复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

看到这样的答复，申请者们有些泄气。燕子和微凉于是在 8 月 17 日又推送了一篇《广电总局，请不要随便敷衍回复》，说明“申请人对答复有异议的，可以撰写《行政复议申请书》，复议机关收到申请书之日起应在 60 日内作出决定”。

继续向广电总局申请《行政复议》的还剩下十几人。11 月 10 日，也就是申请寄出的第 85 天，小五收到了广电总局的《行政复议决定书》。审理结果是：“答复内容全面、清楚，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维持不被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不过这份决定书也提到，“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自收到本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广电总局回复的《行政复议决定书》

愿意接着提起诉讼的只剩 4 人。小五和宙师是其中两个。燕子找到北京义派律师事务所的王振宇——范坡坡案的代理律师，请他介绍好友唐向前给两人做代理。另外还有上海和黑龙江的两位律师，分别代理其它两人。

11 月 25 日，小五自己撰写了一份包含 11 项要求的行政诉讼，寄到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按照北京法院的级别管辖划分，广电总局位于西城区，应划归北京市第二人民法院管理。不过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2013 年下发的一份文件指出，“涉及住所地在西城区的国家部委的第一审行政案件，仍由一中院审理。”

小五和唐律师心中可能也还抱有一丝侥幸。2015 年同志导演范坡坡诉广电总局下架《彩虹伴我行》纪录片案、同年广东女大学生“秋白”告教育部教材污名化同性恋案，先后都是由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前者还取得了胜诉。

12 月 4 日，小五最先收到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寄出的《立案告知书》，告知“立案材料已经齐全，符合立案要求”。1 月 3 日，唐律师帮助小五在北京完成了全部手续。

从《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通则》发布算起，已经过去了187 天。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邮寄给小五的立案告知书

二

小五戴着黑框眼镜，剃了个圆寸，爱笑。去年 6 月上海骄傲节上，他挥舞着彩虹旗跑到终点，被媒体拍下来，成了不少外媒报道这次活动的封面照。

1 月 3 日这天下午，小五接到唐律师的电话，心里一阵高兴，但没表现出来，也没特别庆祝。他先把这条消息发到了 Yun 和 Joy 所在的微信群里——前者是公众号“和集 Lifestories”的创办者，去年 8 月小五寄出《行政复议》申请时刚采访过他，后者是在 Meetup 活动上认识的朋友——接着将收据的照片发到了朋友圈里，配文是：“北京见！”。

发这条消息时，他小心地屏蔽了自己的同事。小五今年 30 岁，在上海一家互联网公司做 HR。他觉得同事们对同性恋的态度不算友好，“常开一些不太善意的玩笑，比如大声评论某个同事不男不女”。

小五之所以叫小五，是因为在家里和大学宿舍里都排行老五。他生在山西，家境不算宽裕，上面还有四个姐姐，但上进心很强。高中由于身体原因复读了一年，考完专科，又考到上海一所大学的英语本科，在上海工作的 8 年间，还同时攻读企业管理专业的研究生。接到立案通知的 5 天后，他刚又收到中级经济分析师考试的合格通知。

小五意识到自己喜欢男性是在高中。当时他和同桌玩得最近，每天一起上下学、上课、吃饭。对方喜欢时不时搂着他，脸颊贴脸颊，让他一阵慌乱。同学们开玩笑，叫他俩人“玻璃”，这是当时流行的对男性情侣的称呼。

为了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小五偷偷找来一本性知识教材来看。这本教材说，喜欢同性是变态，必须自我纠正。小五就把皮筋绑在胳膊上，一动念头就偷偷拉起皮筋弹肉，忘了绑皮筋就自己掐自己。“根本没用”，小五在电话那头苦笑说，“我后来上大学，加入学校的同性交流社团，才意识到那是本毒教材。但高中那会儿网络不怎么发达，你没有其它途径了解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就会觉得全世界只有你自己是这个样子的。”

大一寒假，小五决定向最亲密的高中同桌出柜。回老家时，在当时流行的一个同性交友软件 Jack’d 上遇到同班另一个同学，也让他更大胆。出柜是用邮件完成的——他在纸上打了一遍草稿，又在邮箱里打了一遍，小心翼翼点了发送。对方迟迟没有回复。几条短信往来后，对方回复：“我们不要再联系了。”接着小五发现自己的电话和 QQ 都被拉黑。

小五有清理联系人和删聊天记录的习惯。不过到现在，他还记得这个人的 QQ 号。“有点希望他能看到报道，有一天能和解。”

2014 年，在又一段无疾而终的恋爱后，小五决定和家人出柜。“可能我有点自私，实在不知道找谁倾诉心里的痛苦”。他原本也很恋家，有段时间甚至每天都要和父母电话聊天，聊得长时可以讲上两三个小时。另外，他既无法接受找女同志形婚，也认为和异性恋女性结婚是不道德的，“和家人出柜是唯一的选择”。

和上次一样，他坐在上海的家中花几个小时，用两页 A4 纸打了一份草稿，一一解释同性恋是什么、自我发现的过程，以及全球和国内在同性恋法规和科学研究上的进展。打电话回老家时，没想到接电话的是姐姐，这场“出柜”演变成一次家庭大战，父母保持沉默，其中一个姐姐骂他是“变态”。

“这以后，每知道哪个国家同性恋合法化了，我就会立刻打电话回家告诉他们。”

爸爸和大姐的态度有所软化，其他人则因为妈妈患病在床不再旧事重提。他们跟着小五参加过一次在西安举行的同性恋亲友交流会，会上有不少父母发言。爸爸一反往日的健谈，全程保持沉默，但小五觉得，他愿意出席，就已经可以看作接纳。他也觉得，家人的接纳，是他完成自我认同最重要的一步。“我坚持半年申诉，愿意曝光自己，是因为自我认同完成得比较好，可能比很多同志都要好很多了。一些人还在与自我挣扎。”

就像每一次为出柜作心理准备时那样，小五对立案后是否胜诉没抱什么期望。他习惯放低期待，但保持行动力。“胜诉或者败诉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案子能让更多同性恋群体以外的人关注这件事，而不是局限于群体内部的自嗨。参加一些活动，你会有平权已经胜利的错觉，但看到《通则》，你可能才意识到事实并非如此。应该要告诉大家，我们没有放弃争取权利，大家也不要放弃。”

接受《好奇心日报》采访这天是周日，上海下了一整天的冬雨，小五也一天没出门，刚到采访时间，准时发来一条微信：“等着你的电话哈哈”。他能准确报出同志影视字幕组微博“QAF 中文站”关于《通则》立案消息的转发量、评论量和点赞量，“48741 个转发，3217 个评论，50640 个点赞”，但有点失望还没有什么主流媒体报道，也没什么同性恋群体之外的大 V 发声。

1 月 7 日这天，通过燕子找到的资源，有《环球时报》英文版、《每日邮电报》、《好莱坞报道》三家英文媒体报道，但国内只有一两个公众号有翻译报道，另外有“酷儿电影”找来做了一个简短的采访，但至今没有下文。

2017 年 6 月，小五在上海骄傲节上 三

唐向前刚在群里发出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立案单据，燕子立刻就点开看了。他抑制不住兴奋，在几个志愿者群里发了红包，“需要有出口表达一下”。

燕子是前面提到的“LGBT 权促会”这个公众号的负责人。对《通则》反应迅速，并且能够立刻想到通过法律手段表达诉求，与他过去的经历有关。2014 年 12 月 19 日，中国“同性恋矫正第一案”在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宣判胜诉，燕子就是当事人。

燕子是广州人。2014 年 2 月，家人得知重庆有个叫“心语飘香心理咨询中心”的机构可以实施“同性恋矫正治疗”，就催促燕子去治疗。“我自己并不相信他可以治，也没有想要治，但觉得有点不孝顺，也想顺便去看一下所谓的电击治疗是怎么样的。”他在 2014 年接受《凤凰网》采访时说。

“心语飘香心理咨询中心”在一个商品楼里。进去之前，燕子想到人生地不熟、据说还会被电击，有点害怕，就把手机开好录音装进了口袋。大厅前台上悬挂着一个价目表，最后一栏是治疗同性恋。这也是最贵的一项，其它心理咨询每小时就三四百，治疗同性恋有五个疗程，每个疗程六次，一共 3 万块。

一个叫姜开成的负责人把他带到一个小房间里。燕子描述说，这个房间看上去是专门用来催眠的，里面有一些垫子、沙发、床，挂了一些很灵修的画像。姜开成让他躺在沙发床上，用 20 分钟放松，然后想象一个跟同性发生性行为的场景，如果有生理和心理的反应就动一下手指。燕子一动手指，姜开成就拿电击治疗仪电他的手臂。此外，还让他吃一些催吐的药片。

“他说按照平常的治疗，每一次都要重复刚刚的那个过程三到四次……他有五个疗程，一个疗程六次治疗，总共有 30 次治疗，一个治疗有三到四次电击，那前前后后会被电 100 次。我觉得这怎么可能啊？大概最后只会被电得精神有问题，而不是变成异性恋。”燕子对《凤凰网》说。

2014 年 3 月回到广州后，燕子了解到不少人也被送去治疗，把“心语飘香”和百度吿上了法庭。7 月 31 日，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开庭审理了 4 个小时；12 月 19 日，法院宣判燕子胜诉，“心语飘香”向燕子赔偿精神损失 3500 元。

最后一次庭审时，燕子在淘宝上买了一尊金色的正义女神像，旁边插上一支彩虹旗，想要送给法官。这份礼物由于法庭纪律最后没有送出，但燕子保留到了现在。刚胜诉后的数次分享会上，燕子都会把这尊女神像带在身边，“象征正义女神第一次在中国举起了彩虹旗，正义站在了我们这一边。”

燕子通过这个案子结识了一些同志友好律师，同时也成立了后来的 LGBT 权促会，开始和北京义派律师事务所合作，将其作为法律顾问。一年 4 次，他们共同在几个一二线城市做律师培训，组织同志与律师直接交流。法律诉讼不仅被作为一种维护权益的重要手段， 在媒体渠道有限的环境下，也是吸引关注和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

“我们这几年在做同志去病化和就业歧视这个议题的倡导。做（通则）这个案子主要是因为媒体审查是同志被歧视的主要根源之一。歧视之所以存在，是源于不了解，而我们从小到大都没法接触到同志相关的多元性别教育，电视媒体上也看不到这些信息，所以大众没机会了解到性少数。现在这个通则明确做这种歧视性的审查规定，必然加重公众对性少数的歧视，所以我们一定得做点事去回应。”燕子对《好奇心日报》解释说。

说话间，他正在武汉出差，举办 2018 年的第一次律师培训活动。

2014 年 12 月，燕子拿着插有彩虹旗的正义女神像，站在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前 四

递交材料前，入行 10 年的唐向前对立案已经有十足的信心，“按照法律规定，立案是没有问题的”。令人担心的是结果，“胜诉的困难比较大”，他和小五已经做好了二审的打算。

按规定，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从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也就是 4 月 2 日前）应做出第一审判决，二审判决则应在两个月内做出。不过如有特殊情况，均可延期。

《通则》是 38 岁的唐向前参与的第一个与 LGBT 相关的案件。他原本是个劳动法律师，2008 年新《劳动合同法》颁布后入行，但同时也学习些别的，房地产、食品安全、慈善都有所涉及。从 2012 年起，他还开始兼接一些与农民工维权等弱势群体相关的案子。和这次代理《通则》案一样，基本都是免费。

唐向前参与过的最广为人知的一个案子是 2014 年的“立二拆四”案。“立二拆四”本名杨秀宇，2006 年成立了北京尔玛天仙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参与策划的网络营销事件和人物包括“天仙妹妹”、“甘露露”等，“秦火火”也是其旗下员工。2014 年，杨秀宇因“非法经营” 被判 4 年，罚金 15 万元。

唐向前很愿意解释为什么代理那个案子，“一个律师代理一个官司，不是为了行使所谓的正义感或道德感。首先，审判没有宣布以前，这个人作恶没作恶还不一定，他还不是个犯罪的人，只是个犯罪嫌疑人；其次，我是为这个人辩护，不是为他的恶辩护。我的责任是把道理讲出来，让公众知道，让他得到合理公正的对待。”

2016 年 3 月，唐向前开始参加北京义派律师事务所组织的高级律师交流会。“义派”是 Impact（影响力）的音译，这家律所关注控烟、LGBT、残疾者、环保以及农民工群体较多，有律师专门跟不同的条线。唐向前在交流会上认识了燕子和范坡坡案的代理律师王振宇，也开始接触 LGBT 群体。

“原来完全不了解 LGBT，接触之后才知道有男同女同、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这些划分，有些划分他们自己群体内部都弄不太清楚。”唐向前说，“和农民工群体相比，同性恋群体对法律的诉求也很不一样。农民工更关注的是个体的利益，比如自己能不能要到工钱；同性恋法律维权的诉求最终都归结到一个，让更多人了解这个群体。”

唐向前觉得，同志社群对如何通过法律表达自己的诉求、如何传播显得很熟练，但“同志友好律师”还不太多，“从参加活动的情况来看，最多也就几十人”。由于国内法律并没有明确界定或维护同性恋权益的法条，律师们会与同志们一起，设计如何从不同现有法律方向维权，包括同性婚姻、就业歧视、艾滋病患者维权、教材同志污名化等。不过到目前为止，真正胜诉的案例并不多，秋白诉教育部案、湖南同性婚姻第一案均以败诉告终。

而燕子的中国“同性恋矫正第一案”和范坡坡的中国“同性恋者吿广电总局第一案”，胜诉可能更多停留在纸面上。“心语飘香心理咨询中心”还在运营，而范坡坡的纪录片《彩虹伴我行》在各个视频网站上仍然没有被上架。

但唐向前和燕子、小五的看法差不多，认为要点不在胜诉，而在于上诉过程能够引起的讨论和关注。“同志们的维权意识都比较强，但群体之外的人并不了解。我做这个案子也没有想那么多，每个群体都应该被了解。”

（文中小五、燕子、微凉、宙师、Yun 和 Joy 等均为化名）